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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回娘家小住毛泽东为何追去:一个人寂寞

发布日期:2017-3-14 下午 02:58:24 浏览:501

贺子珍(1909—1984),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7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进了她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北京城。她来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来到巍峨屹立的人民大会堂,心情十分激动。她来到毛主席纪念堂,亲手献上了一个1.5米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她是谁?看看花圈的缎带,我们就知道了。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她曾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10年。

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称号的!

1984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消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从这则消息上看到,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在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她那坎坷不平的一生。

塘边结友情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正值金秋爽朗、桂花飘香的季节,在井冈山东麓的永新县,一个女孩子降生了。喜悦的父母看着这个眉眼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妈妈触景生情地说,就用桂花和明月作她的名字吧。于是,父母就给她起了个娇滴滴的名字桂圆。

上学后,桂圆嫌这个名字太软绵,便把名字改为自珍。后来,她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婚后,她请毛泽东为她起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很好。”在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同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

少女时代的贺子珍算得上是一个美人儿,大大的眼睛,乌黑而明亮,皮肤白嫩,身材苗条,热情活泼,被称为“永新一枝花”。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下。险峻的井冈山,多少年来一直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她家有很多的书,而她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小说了。那时在她的脑海里,萦绕着的常常是一些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

贺子珍幼时跟妹妹同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她是永新县福音小学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之一。1925年,她15岁时,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国也有了共产党的消息,不断地传进永新县。贺子珍被这些新的消息、新的思潮深深地吸引住了。她置“男女有别”的古训于不顾,主动结交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堂,领导班上的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并加入了青年团。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的。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不久,北伐军到了江西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从此,16岁的贺子珍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1927年,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称“永新三贺”。

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一些逃出来的共产党员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下了永新县城。反动势力开始向永新反扑。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人们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双枪女将”。

后来,敌人又向永新开始了更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唯一的一个妇女,也是向井冈山撤退的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经过两次谈判,井冈山原有武装队伍的领导人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约定的这天到了,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的房子走去。毛泽东身穿一套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结着一条1寸多宽的红领带。他高瘦的身材,颧骨突出,头发很长,皮肤较黑,神色虽显得有些疲劳,但双眼仍炯炯有神。当看到山上迎候的人群时,毛泽东加快脚步上前,同袁文才、王佐等握手,并向他们介绍了同来的几位战友。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的战友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当袁文才指着一位17岁的姑娘向毛泽东介绍时,毛泽东没料到在井冈山上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会有这样年轻的姑娘,并且是在“头面人物”之列,所以感到十分惊讶。更没料到,这次会见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袁文才继续介绍说:“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是老革命啦!”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走上前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战斗吧!”

这次商谈很成功。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从此在井冈山立住脚跟,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开始了共同的战斗生活。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因为脚伤住在步云山养病,以后又搬到茅坪的八角楼。八角楼与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隔。这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接近和熟悉创造了便利条件。毛泽东进进出出,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只要看到她,就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如何等等,态度非常和蔼亲切。闲暇时,毛泽东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聊天。从这段交谈中,毛泽东渐渐得知了贺子珍的身世,而贺子珍也进一步了解了毛泽东的奋斗经历。毛泽东佩服贺子珍的革命精神,对她产生了好感。贺子珍也非常敬仰毛泽东。

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后,贺子珍带领工作队到永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他们又相遇了。

那时,根据地刚建立,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为此,毛泽东决定制订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一面自己亲自跑了永新的几个乡进行调查,一面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并不时向他们提出问题。贺子珍常常为回答不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而感到局促不安。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说:“调查研究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话语之中没有丝毫的责备。随后,毛泽东又结合自己多年的体会,通俗地讲解调查研究的方法。贺子珍细心地听着。这一套的学问,她想都没有想过。她深深体会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好处。

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爱慕之情,是从“塘边遇险”开始的。

一天,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一支地方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同贺子珍正在一起分析调查材料。贺子珍感到有些紧张,因为驻在附近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庄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

怎么办?贺子珍焦急地抬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仍旧抽着他的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头脑非常冷静。他在考虑对策。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的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有了准备,赶紧退回去了。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这虽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但是,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时刻的那种处事不惊、沉着果断、镇定自若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如果说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初期是同志关系,那么,自从塘边遇险后,他们的关系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已远远超过了同志之间的那种友谊。

这时的贺子珍,婷婷玉立,秀气的瓜子脸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楚楚动人。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轻易外露的。她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见了毛泽东,胸口怦怦直跳。

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办事回来,正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却见他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贺子珍那双炽热的眼睛。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那个意思。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己的上衣钮扣。毛泽东打破了沉默。他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温存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我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神色黯然地说,我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远隔千山,杳无音讯,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毛泽东还说,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毛泽东的真挚和坦诚深深地打动了贺子珍。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两颗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没有人照顾,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任务。这时候,她除了敬佩、同情毛泽东外,又加上了更多的怜爱之情。心心相印,两情缱绻,在患难中他们确立了爱情关系。

井冈浪漫曲

自那次塘边村遇险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番。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人的背包和身上穿的几件衣服。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贺子珍花了几天功夫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毛泽东缝制的一个大挎包,它倾注了贺子珍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凝结着她对毛泽东的深情和对美好姻缘的良好祝愿。后来,这个挎包成了毛泽东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具,行军、作战,毛泽东都背在身上,一直伴随他取得保卫井冈山的伟大胜利。

婚后,毛泽东与贺子珍相敬相爱,相互关心体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不久,毛泽东要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接应到湖南征战的大部队。临行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很快,毛泽东迎接红军大队回到井冈,他惦记着贺子珍,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谁知这封信送到永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做些工作,就把信扣下了。

贺子珍早已听说毛泽东和大部队回到井冈山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很想早日回井冈山看望他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泽东的信,她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更不能擅自行动,只得耐心等待。

毛泽东把信发出一个多星期,却不见贺子珍来,而且连回信也没有,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出事了?他连忙给刘珍写信,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再也拖不下去了,于是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贺子珍,并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贺子珍终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把主要的事情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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